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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其仁老百姓没钱谈什么消费经济跑起来不容易

发布时间:2021-02-22 15:46:50 阅读: 来源:摩擦压力机厂家

周其仁:老百姓没钱谈什么消费 经济跑起来不容易

内需除了消费,就是投资。如何摆布这两驾马车,认识上似乎有摆动。刺激消费、向内需转型,讲了很多年,效果还不明显。不过希望拿国内消费的增量来抵消外需减缓,看来做不到。于是,最近的舆论是重新强调投资,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靠投资驱动。

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,有一个比喻很流行,那就是“三驾马车”。这个比喻把本来庞杂无比的国民经济,简化为“投资、消费、出口(其实是净出口)”三驾车,很形象、很生动、很好懂。派生出来的一个效果,就是把国民经济管理或“宏观调控”,也看得像赶马车一般,这里一鞭子,那里一鞭子,经济就跑起来了。  我的观点是,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,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,可以轻轻松松几鞭子,就把中国经济重新赶回高速增长的通道。  分析一下吧。外需乏力,特别是发达经济所谓的“新常态”,不是我们打鞭子就可以打上去的。国际上倒有一些声音,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有助于全球复苏。但过去很长时间中国是靠出口驱动高增长的。未来究竟谁靠得上谁,现在真还不好说。  内需除了消费,就是投资。如何摆布这两驾马车,认识上似乎有摆动。刺激消费、向内需转型,讲了很多年,效果还不明显。不过希望拿国内消费的增量来抵消外需减缓,看来做不到。于是,最近的舆论是重新强调投资,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靠投资驱动。  我的看法,投资与消费有矛盾,但不对立。从概念上讲,投资就是减少今天的消费,以换取明天更多的消费。譬如今天少吃饭,省下来酿酒,将来喝酒的享受大过今天吃饭,那就是投资。也可以说,投资是把时间引入的消费,所谓投资决定,就是在当下消费还是未来消费之间做抉择。  把时间引入投资决定或跨时间消费的选择,会带来不少麻烦。  第一,投资可能失败。譬如酿酒,可能出佳酿,也可能出劣酒。如果把省下来不吃的饭放馊巴了,更是血本无归,全盘皆输。很明白,凡投资都可能失败。所以,除了技术、经验、知识和运气,最重要的是要有对投资效果负责的一套体制。  第二,在今天的消费与明天的消费之间,要有恰当的比例。这也是常识:把所有的粮食都拿来酿酒,谁也吃不上饭,统统饿死,投资成就再伟大也没有意义。反过来,吃光分净,将来的享受就没有了。问题是,在两个极端之间,如何保持消费与投资(未来消费)恰当的比例?答案是,对一个大经济体而言,最实用可靠的,还是要让“相对价格机制”发挥作用。今天吃一钵饭,有一个价;省下来酿酒,又一个价;酿五年的酒,再一个价,十年的,还有一个价——就是靠相对价格的高低不同,引导无数市场中人决策。  以上两个方面——投融资的责任体制和以相对价格引导投资和消费的决定——恰恰是中国的体制转型中的短板。一方面,“政企不分”的老体制特征,在投融资领域表现得最为顽固。“块块”如此,“条条”也如此。党政权力掌控投融资决策,最大的弊端是责任链条松松垮垮。往往官员人事一变化,投资责任就再也找不到主。“新官”对上新项目、借新债情有独钟,一般都不爱理旧账。在此约束下,今天减少的消费到底能不能带来明天更高价值的享受呢?答案是缺乏制度保障。  相对价格的问题更大。虽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,大体由市场供求决定。但关键的生产要素价格,包括地价、利率、汇率、金融服务取费、以及电价、教育、医疗和其他生产性服务费率等领域,行政干预依然广泛存在,严重干扰各类主体的投资决策。举一个例子,工业地价在行政主导的招商引资“竞争”中的普遍扭曲,不但大量浪费土地、形成过剩产能,还把包括民企在内的很多实业组织,大批诱向“囤地寻租”。利率的歪曲,则是另一个严重问题。没有正确的利率指引,跨时间的“投资”决定差不多就是儿戏。  或有人问,过去我们的体制也远未改革到位,但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,不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吗?我的回答,成绩不容否认,但过去有两个难以复制的条件。其一,80年代面对的是大量历史欠债,反正道路短缺、电力短缺、通讯短缺、港口短缺,哪里短缺就在哪里修,决策不容易错。干这件工作,政府快刀斩乱麻,见效很快。其二,90年代末以后的那一轮“投资启动内需”,紧接着就是中国加入世贸,外需冲天而来,那一茬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埋单自然没有问题。  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,中国发起又一轮以财政、信贷刺激的投资热潮,大批“铁公基”项目上马。这一轮投资,拉动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,推助“保增长”策略获得了成功。问题是,这一轮大投资,能不能为未来经济增长所健康消化,会不会形成又一批优质资产?  对这个问题,我认为还要看一看。关键点还是经济有没有足够的“胃口”来消化如此天量的投资。这里的经济学说简单也简单,反正修了高速公路,总要有车跑,一辆一辆地收过路费,才能把修路的投资收回来。同样道理,修了高铁,要一张一张地卖票;建成了电站,要一度一度卖电;修了音乐厅,要一场场办音乐会,最后才能把预期的投资收回来。反过来,修了很多路,车流量老也上不来,那就麻烦了。北京的鸟巢很宏伟,不过从投资角度看,如果里面没有鸟,或者有鸟也不够多,那“巢”的投资就悬了。  新的情况是,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都具有“超前”性。这就是一个大项目摆下去,未来有没有足够的需求还不知道。这类超前进性的投资,对约束体制有更高的要求。因为决策出错的可能性上升了。如果出错无人负责,那么胡来、乱来的事情就会失控。所以,比之于过去,现在更不能离开体制机制讲投资。脱离体制机制,只讲投资拉动经济,很危险。  要明确,所有过去发生的投资,都要靠当下的消费来消化。已经酿出来的酒,就得有人花钱打去喝。消费不足,过去的投资就没有收效。把酒一直酿下去也不是不可以,反正好酒越陈越香、越香越贵,但是最后还要靠更大的消费力来埋单。  鉴于累计投资存量之巨大,鉴于居民收入的比例不高,也鉴于外需增长趋缓,我认为继续靠投资驱动增长的算盘,不应该打得太满。越是想“靠投资拉动增长”,就越要注意消费的相应增长。这两匹马要互相协调,才能跑得又稳又快。  当然,消费也不是打一鞭子就可以上去的。因为消费也受制约。最根本的制约是收入,没有收入谈什么消费?这是常识。但增加收入又谈何容易?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改革,特别涉及到转型社会最基本的权利界定。比如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踢球,过去似乎是清楚的,但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,似乎裁判拿个哨子进场踢球,还是一道“中国模式”的风景哩。在很多情况下,又何止裁判踢球,简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里抢球!官与民争利,哪里还谈得到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?没有收入的实质增长,怎么增加消费?所以说,消费也不是打一鞭子就会上去了。  提高收入还受到更根本的制约,那就是生产率的提升。如果生产力进步慢,国家就算下死命令给所有人加工资,经济也不能持久增长。因为那样的“收入”,没有可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相应增长来支撑,无源之水,终究要枯竭的。  从未来五年、十年的角度看,非要把投融资体制改革到位,非让市场的相对价格机制更充分发挥作用,非全面重新界定权利体系,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,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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